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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特稿    
  從不確定到漸確定(2019-11)  
企業管理雜志 發布時間:20-01-20        
   

只有想不透的問題,沒有找不到的方法。一切不確定性都有漸確定的道路。



文/鮑勇劍  徐石



關鍵詞:熵減  信號邏輯  漸確定性  創業者  哈肯信號  香農信息  廠商價值

     管理學界正處于一種因為概念矛盾而引發的思想焦慮之中。其起因在于認識到不確定性的根本問題,卻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理論解釋中。
     即時互聯、無所不在的商業環境引發了信息量大爆炸,熵值劇增。于是,人們用熵增和“不確定性”的概念解釋策略的不可預測性。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過去50年建立起來的肯定的、確實的、可預測的決策規劃思想。但是,關于信息量、熵值和不確定性之間的關系,存在著許多似是而非的解釋。例如,最近人們熱議華為的熵減管理,甚至把它等同于減少信息量。舊觀念被打破,新觀念仍然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人們因而不知所措。“不確定性”成為拖延決策的托詞,大數據變成替代思辨的虛擬宗教,新知識成為行動的障礙⋯⋯
     管理一向是實踐的技藝。清除行動的障礙,我們要從厘清基本概念開始。本文將集中辨明“不確定性”和“熵值”概念對管理實踐的影響。然后,我們著重介紹哈肯信號和“漸確定性”策略,這才是熵減的合適選擇。
    
一、信息量與不確定性到底是什么關系
     概率論、量子力學和不確定原則,它們綜合在一起改寫了人們的世界觀和認識論。轉述成管理學的理解,它們揭示了不確定現象可以漸確定的思想:
     1. 事物以概率分布的形式存在。人有追求確定性的偏好,但不應該以偏好定格,規定事物只能有一種確定存在形式。
     2.不確定性既指事物存在的動態隨機性質(速度和位置無法同時定格),也指人的參與(測量、干擾)帶來的創造性。
     3. 事物變化雖然不確定,但仍然有規律。運用合適的認知方法,我們可以不斷接近目標真象,不斷擴大對它的理解。
     受物理和數學理論的啟發,經濟學家把不確定性與信息成本結合在一起。1972 年,阿羅(Kenneth Arrow) 結合不確定性,提出信息經濟學。他認為,不確定性有經濟成本,減少不確定性能增加收益。信息的經濟學在于降低不確定性。阿羅假設:1. 信息反映現實情況可能片面(不完全信息)。2. 信息分布可能對稱或不對稱。因此,提高信息的完整性和對稱性,可以降低不確定性。沿用資源稀缺性邏輯,阿羅把信息當作一項經濟物品來分析,認為信息與不確定性呈反向關系。
     阿羅的信息經濟學是一項社會科學的應用突破,它把信息特征(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與不確定性聯系在一起。但他和控制論倡導者阿什比(W. R. Ashby)一樣,過分強調了信息量對減少不確定性的效果。1950年代,阿什比提出:系統內部的多樣性和系統環境的多樣性有比例關系。假如環境變化多樣(即信息量大),系統本身必須要有同等或更多的變化多樣性(同等或更多的信息量)才可能達到與環境穩定平衡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信息控制論的第一原則,又稱阿什比的“必要多樣性定律”。可是,當我們試圖打通信息經濟學和信息論之間的概念關系時,麻煩來了。
     當我們試圖用信息論創始人香農的信息熵值做為衡量信息量的一個概念時,我們陷入兩個熵值概念的語義矛盾中。因為,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概念,系統內部的無序隨機程度和信息量(熵)有正比關系,熵增代表系統無序程度增加。而按照控制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熵”概念,信息量增加,不確定性降低。管理中,信息量與不確定性到底是什么關系?怎樣才能熵減,秩序升?上述兩種表達不能邏輯自洽,由此引發一系列應用錯誤。
     一念一世界。為匡正熵減的概念,我們得回到熱力學和信息論對熵值的解釋。之后,我們才可能理解“哈肯信號”的先進性。


    
二、熵減:從“香農信息”到“哈肯信號”
     1865年,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Rudolf Clausius)借用古希臘語的“entrepein”(轉變)解釋熱力學中分子運動過程特征。這是“熵”第一次在科學文獻中被使用。克勞修斯認為,“能”有“量”的概念(能量),但為描述一個封閉容器中的熱分子運動,還需要一個過程轉變的概念。更確切地說,克勞修斯需要定性不可逆轉的改變過程。于是,他特地借用熵值(Entropy)對應能量(Energy),用這兩個“E”來描述熱力學的兩大規律(能量守恒和熵值趨向無窮大)。因此,熵是熱分子相互隨機組合變化的信息。隨機組合數趨向無窮,熵值趨向無窮,直至寂滅。與溫度、氣壓、容量和化學成分概念在一起,它們解釋試驗容器中能量的分布情況和特征。
     1948年,香農借用熱力學的熵來描述信息傳播過程中符號組合的可能性,并且沿用對數形式來標示。通俗地講,香農熵值是解碼溝通過程中符號內容的信息量。符號組合的隨機性越高,解碼需要的信息量越大。
     針對香農熵和香農信息,許多學者提出了異議。其中,協同論創始人哈肯(Hermann Haken)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概念,即哈肯信號。
     在香農的信息論中,信息沒有方向,沒有意義內容。哈肯認為,香農信息有別于關于語義和行動的信息。哈肯分析香農信息的歷史局限性在于四個方面:
     1. 它是關于一個封閉系統的。
     2. 是不包含任何語義的。
     3. 是為電話公司交換機設計的技術概念。
     4. 香農信息適用于計算機編程和機器之間解碼。但是,應用到社會溝通情境,它有重大局限。
     哈肯指出,在人的溝通中,信息不是中立且無意義的,而是有意向和行動示意效果的。他認為“信號”的概念更能表達“信息”在人與人協同過程中的效果和功能。在社交媒體時代,哈肯的分析極富管理學意義。管理中,我們應該認識到信息不是中立的,它有語義和行動含意。 有“哈肯信號”幫助,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創業是通過價值信號活動來熵減,而非通過減少信息量來降低不確定性。
     對于信息熵,哈肯的見解也有建設性的獨到之處。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受熱力學現象影響,有時把熵值趨向無窮大,信息量趨向無窮多,系統趨向無序和對不確定性的理解混淆在一起。孤立系統中,熱力傳導不可逆,熵趨向無窮大。它代表系統趨向無序。不過,對開放系統,通過交換物質能量和秩序信號,系統的秩序可以建立起來,并能夠維持。哈肯曾圖示一個開放系統坐落在一個巨大的封閉系統中,說明從無序到有序的動態非均衡轉化。只要系統能夠與外界交互能量和秩序信號,就可能從無序演變到有序。而交換能量的有效方式就是信號活動:提煉、溝通、傳播信號。信號活動不是信息量的簡單降低,而是對有行動指導意義的規律總結。
     因此,熵減不是通過減少信息量產生,而是經由提高信號能力來實現。什么是提高信號能力?圖1顯示信息和信號之間的區別。
     如圖1,信息與信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1. 數據是人們觀察現象的記錄。它本身并沒有任何意義,更沒有行動指向。
     2. 信息呈現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它也沒有意義和行動指向。
     3. 通過對數據和信息的處理,利用科學假設、實證、甚至想象和猜測,知識從大量的現象相關性中總結出理論上的因果關系,并通過實踐檢驗。因果關系的規律有信號特征,因為它有意義內涵和行動指向。知識總結的因果關系規律不再只是信息和數據,而是提煉后的信息,更確切地講,是信號。
     4. 信號有強弱。比一般因果關系知識更強的信號是對未來趨勢的預測。它超越公共知識范疇,屬于個別專家的洞察和判斷層次。洞察和判斷是更強的信號,因為它們對行為的指導意義超過知識。
     5. 信號強度最高的是系統的學說。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也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文化和哲學范疇,則為宗教。它們是高強度的信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一套自洽的學說可以重新組織物質世界里的秩序安排,可以讓無序的資源分布變成有序的安排,可以打破現有秩序,并建立新秩序。這種情況不斷在商業領域發生,并越來越盛行。在商業生態的名義下,蘋果、臉書、亞馬遜、阿里巴巴、谷歌等都是強大的信號企業。它們傳播的商業價值信號過去并不存在。一經創造,信號開始重新組合市場資源,建立有壟斷地位的新市場秩序。因此,已經建立的商業生態背后往往是一套學說。它圍繞一個精煉的價值信號開展所有的業務。
     綜上,熵減的過程是信號活動。熵減的效果與信息量沒有直接關系。信號強,秩序溝通效果好,則不需要大量的信息也可以降低不確定性。大多數看似混亂的運動其實有規律形態。個體企業和個人的信號能力代表對規律形態掌握的程度。對有信號能力的創業者,不確定性狀態不代表沒有規律,而是尚未被理解的規律形態,是一種“待確定”的被認識狀態。從信號能力和“待確定性”的角度看待環境變化,創業者比一般人更愿意采取積極的認知行動,試圖化無序為有序。對此,下面四位創業經濟學家有較完整的解釋。
    
三、創業者的熵減信號活動
     “不確定性”和“創業”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兩個概念。歷史上,四位創業經濟學家從不同側面解釋創業者的共性在于提煉價值信號,溝通價值信號,建立市場對價值信號的接受和共識。通過上述的信號活動,創業者把被一般人視為不確定的市場機會轉化為確定的產品和服務,見圖2。
     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 B. Say)用“entrepreneur”(創業者)概念描述一類不同于經理人的商人。他們能識別位于不同市場中同樣資源的潛在生產力差異。利用資源生產力的差異信息,創業者異地搬運資源,獲得差異價值,同時也承擔回報不確定的風險。用哈肯信號來分析,在一般人眼里,各地資源情況只是沒有任何行動意義的信息。而對于創業者,資源差異發出的是價值差異的信號,并激發他們的行動。異地資源的價值差形成“有行動含義的信號”,引發商人的異地販賣交易行為。如果沒有商人的活動,盡管有關資源的信息越來越多,但沒有人去利用這些信息,資源的流動是無序的,資源利用率低下,資源信息無序,熵值增大。因為有商人的識別和交易活動,資源利用效率提高,資源環境走向有序。因此,商人的信號活動導致熵減。它不是簡單的信息量變化,而是利用有行動含義的信號引導資源交易活動,建立市場秩序。所以,商人的信號活動幫助他們利用不確定性,建立漸確定性。利潤是對他們這種信號能力的回報。
     同一時期,另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坎蒂隆(R. Cantillon) 強調市場價值的不確定社會心理因素。他發現,“幽默、癖好、習性”等主觀特征都能影響市場價值。創業者比一般人更善于利用社會因素的新穎組合來制造主觀心理價值。從哈肯信號的角度,香農信息不會區別社會主觀心理特征的價值含義。隨著社會人數增加,與社會主觀心理特征有關聯的信息量劇增。但它們不會自動顯示價值,反而因為增加的信息量會干擾現存的市場秩序,不確定性和熵值也隨之上升。但是,創業者有自己的解釋。他們從無序信息中識別主觀心理特征可能帶來的創造價值的機會。他們利用從看似無序信息中總結出來的價值信號創造新市場秩序。例如,當前網上流行的“盲盒”,就是因為事先無法知道內容的神秘性,從而產生了主觀價值。對于一般人而言的不確定性,對于創造者卻有其神秘性的價值。盲盒不過是被創業者開發的價值信號的載體。因此,制造主觀心理價值的熵減過程也不是簡單的信息量減少,而是創業者的價值信號提煉和傳播的活動。
     承接這兩位法國經濟學家關于創業的解釋,熊彼特(J. Schumpeter)提出“破壞性創新”。熊彼特的創新指“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它包括產品、工藝、市場、 原料、組織和流程等創新活動。這些活動一方面破壞現有的經濟秩序,另一方面推動經濟發生結構性的轉型。它是一個打破市場確定性,創造“不確定性”優勢,然后收獲破壞性創新價值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溝通并傳播新價值信號至關重要。例如,愛迪生發明的直流電在技術上遜于特斯拉發明的交流電,但愛迪生擅長傳播自己創新技術的價值信號。他把“門洛帕克試驗室”裝飾成為用直流電照亮的熱門景點。他首先在紐約富人區架設電線,普及直流電。愛迪生用直流電取代煤油照明的市場,讓電燈成為值得向往的生活用品,然后再獲取交流電專利,以此鞏固已經占有的市場。在市場面對兩種技術選擇均不確定的時候,愛迪生先確定了自己擁有的直流電技術的價值信號,并爭取到了市場的認可。愛迪生破壞性創新的成功不僅在于技術,更在于溝通并傳播新技術的價值信號。破壞性創新過程中,善于將“不確定性”看成“待確定性”,并用產品和服務展示價值“確定性”的企業家率先成功。他們的能力集中體現在信號活動,特別是有熵減效果的信號活動。
     一句“無知不知”(Unknown unknowns)流行語讓世人知道了經濟學家奈特(F. Knight)。奈特對不確定性的定義反映熵減的含義不在信息量,而在于信號。稍早于熊彼特,奈特已經對“不確定性”和風險做了系統的總結,并突出創業者駕馭未知、無中生有的能力。在他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奈特解釋:風險是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Known unknowns)或“不知道我們知道的”(Unknown knowns) 事件的概率分布和影響的評估。而不確定性指的是“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無知不知,Unknown unknowns)。換言之,“不確定性”是一種“極端無知”狀態。從無知到有知,代表不確定性下降,確定性上升。創業者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他們通過判斷和洞察,預測可能的未來。當一般知識體系的因果關系不能解釋變化的環境時,經理人認為有高不確定性。但是,創業者卻能夠從環境信息中提煉出關于未來可能性的信號。判斷和洞察就是他們提煉的規律信號。它屬于個人的隱性知識,不在公共知識范疇內。此時,在創業者的腦海里,信號活動已經幫助他們熵減,幫助他們看到屬于“待確定性”的機會。信號能力讓他們先于普羅大眾看到了漸確定性。
     在奈特理論中,創業者的最突出能力就在于將 “不確定性”轉換為大眾可以理解和向往的確定產品與服務。創業者依據自己對未來的判斷行事。通過創造的產品和服務,逐漸把他們自己理解的未來秩序信號傳播到市場中,并最終獲得市場的接受和支持。相比之下,一般經理人只是重復已經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中的因果關系(Known knowns)。面對極端無知,創業者善于無中生有,制造新物種。他們獲得的利潤是對創變價值的回報。
     所以,對創業者,沒有不可知的未來。從“無知不知”到“知不知”,直至被廣泛接受的因果關系(已知),在沒有完整認知的前提下,創業者能依靠近似的解釋去指導行動。這就是本文強調的“漸確定性”。
     從薩伊和坎蒂隆到奈特和熊彼特,創業經濟學家解釋了創業者的核心能力就在于將“不確定性”化為“漸確定性”。其中,提煉、溝通、傳播信號的活動能力是關鍵。
     至此,我們已經形成對“不確定性”清晰的認識:
     1. “不確定性”有兩面性。對一般經營者不確定,對創業者則是待確定性。
     2. 兩面性來自認識能力差異與承擔風險的性格和能力,以及信號活動的能力。
     3. 利用不確定性創造的總價值是主觀的和有伸縮性的。創業者往往利用“不確定性”優勢為自己獲取較高的“廠商價值”(創業剩余價值)。
     4. “不確定性”是創業者獲利的社會前提條件。他們有內生的讓“不確定”逐漸演變為“確定”的思維傾向和行動能力。
    
四、創業者的漸確定策略
     創業者的信號能力體現在漸確定策略中。前面我們提到,只有在極端動蕩的環境下,不確定性的量子特征才特別明顯。讓我們借助沙克爾頓(E. Shackleton)南極探險的極端動蕩環境來解釋漸確定性的四個策略階段。
     1914年,沙克爾頓率隊前往南極探險。途中,探險船撞冰失控,隨后沉沒。22名隊員在惡浪堅冰的南極海域飄浮10個月之久。依靠救生小艇,沙克爾頓帶領五人在驚濤駭浪中去南喬治島求救。他們輾轉兩個小島,航行720海里,卻不幸登陸在相反的海灘,只好不眠不休在崎嶇陡峭的荒野奔行36小時⋯⋯沙克爾頓成為極端不確定環境中領導力的楷模。他的事跡也幫助我們理解 “漸確定性”策略的四個階段,見圖3。
     后人的模擬證明,即使有現代技術,陷入沙克爾頓的困境,逃生仍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沒有人做過,不知道方法,也沒有資源(只有一條救生艇、一把斧頭和50米纜繩)。但對于沙克爾頓,首先要決策的是自救(除此之外都不相關),是讓團隊相信能自救。因此,樹立集體“確信”成為他的首要管理活動。
     在確信階段,沒有已經建立的因果關系知識,支持行動的證據更談不上。關于做與不做、選擇怎么做的衡量標準有極大的爭議。這時,熵減的最好方法不一定是收集更多的信息。但是,領導者表明堅定的立場,它能發出強烈的信號,并立即有熵減的效果。相信才可能看見。確信管理強調是否與使命相關,能否發送值得相信的信號。
     樹立確信后,沙克爾頓建立一個能夠確實感知的管理目標,即720海里以外的南喬治島有捕鯨站,到了就有救。這是能夠想象和感知的“確實”。至于到達過程和資源要求則無需提前過度煩惱。
     在確實階段,領導者(創業者)剪裁怎樣的事實來支持自己鮮明的立場很重要。他們應該選擇大家容易理解和體會的事實。這樣,人們可以依賴經驗去判斷,去感知管理目標的方向和價值。此時,領導者不必太在意對事實可靠性的共識,只要大家認可大致的方向,漸確定的階段性目標就已經實現。確實管理要有客觀依據。不過,它經過了相關性裁剪。
     第三階段,團隊接受“確信”和“確實”的解釋后,沙克爾頓選擇六人敢死隊,制定命令規則,這是“確切”的管理行動,力求精準。
     到了確切階段,時間、空間、任務、表現都已經不再是一個概率分布的虛擬狀態,而是實際的、能感知的、線性因果關系的流程。每個行動之間都有“如果⋯⋯那么⋯⋯”的因果順序關系。這時,結果還沒有最后出現。誰是最終獲益者仍然未知。這個階段是項目管理過程,行動的精確性和客觀性不容忽視。
     第四階段,上錯了海灘,知道捕鯨站就在32英里之外,必須36小時拼死疾行,否則前功盡棄。這是“確定”無疑的命令和行動。
     進入確定階段,也是“不確定性”最低的階段。參與者都可以確定自己最后的收益或損失。憑借經驗和一般知識,我們可以確定了解什么樣的證據就可以認定行動帶來的結果。這已經進入一般人都有能力感受的真實世界,領導者(創業者)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確定的世界必須是對確信階段的證明。它必須是經驗的、真實的、沒有異議的。但其實,它不過是開始階段多種可能性(量子狀態)降維塌陷為一種能感知觸摸的存在而已。
     用沙克爾頓的南極探險自救歷史,我們想說明,“漸確定性”從“確信”大政方針開始,到認定“確實”的過程目標,再到“確切”有效的資源分配方案,直至“確定”完成每一項細分的任務。假如不是這樣,沙克爾頓的探險隊一定會被洶涌的“不確定性”淹沒。
     把“漸確定性”的認識落實到管理實踐中,我們曾總結過五種方法,值得在此重復:
     放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視不確定狀態為開創未來的“二可之間”。 奈飛公司(Netflix)掌舵人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形容道:“傳統工業靠減小變化差取勝,創新企業憑擴大變化差改運”。變化差同時包含正反兩個方向,暗示創新的可能。
     讓一部分人先(勇敢地)失敗起來!創業者就是敢于和愿意先失敗的一群人。凱恩斯曾經用南極探險的案例說明,除了理性和感性,人還有“動物性”,即行動的沖動。創業者就是具有行動沖動的一群人。
     學會以小贏積大勝。管理學家維克(Karl Weick)發現,“當人們不把挑戰當作問題時,人們才會解決問題。”問題越大,刺激越深,情緒起伏越高,人們越容易調動原始的警醒和自我保護意識,越不愿意行動。我們常常看到,被大策略、大愿景過度刺激后,人們反而無所適從。當問題大到令人不安的地步后,人們放棄行動。因此,維克建議“柿子一定要撿軟的捏,行動要從容易贏的地方開始”。
     設計成功的失敗,擴大對關鍵未知之處的認知。1970年,美國宇航局第七次載人登月火箭“阿波羅13號”發射升空。在靠近月球時,登月艙動力系統發生故障,配用氧氣罐也爆炸破裂。位于休斯敦的指揮中心被迫放棄登月。在寒冷、缺氧、動力不足的條件下,三位宇航員憑借膠布等簡單材料,維系火箭按地球慣性運行,最后安全降落南太平洋。宇航專業人士認為這是航空歷史上最成功的失敗,因為它展現了過去無法知曉的盲區和難以想象的臨場應變能力。
     創造學錯的方法。學習的方法很多,但主要應用在鞏固已知,消滅偏差,復制成功。學錯則是擁抱偏差,識別跨越轉型的機會苗頭。學錯與人的自然情緒相違背,因為人們有避錯和躲災的本能。當年,福特公司總裁穆萊利(Alan Mulally)要求高管在匯報工作時,用紅、黃、綠分別標識問題環節、警覺區域、優秀流程。好領導知道在動機和工具設計上幫助人們克服趨利避害這一本能帶來的弱點。
     相信熵減,就是選擇了一切可知論。公元前三世紀,戈隆二世(King Gelon II)借一問題挑戰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一切可知論”:人怎能算出寰宇之沙?阿基米德用對數的數學方法給出了答案。繼承阿基米德的傳統,我們相信,只有想不透的問題,沒有找不到的方法。一切不確定性都有漸確定的道路。■


本文作者鮑勇劍系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徐石系北京致遠互聯軟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編輯 王黎
 



鏈接:“不確定性”概念溯源


“不確定性”指的是什么?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有不同解釋。
“不確定性” 被廣泛認識,起源于量子物理學家海森堡(W.Heisenberg) 的“ 不確定性原理”,也被稱為“測不準原理”。1927 年,海森堡在研究微觀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時,發現在同一次測量中,對微觀客體,如粒子,位置 X 與動量 P 這兩個物理量, 一個測量得越精確,另一個必然無法測得精確,即它們是不可能同時在一次實驗中準確地被測量的。通俗地說,越有位置的數據,就越難獲得速度的數據,反之亦然。不確定性原則顯示,對微觀世界的把握,即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不能獲得其完整準確的知識。對微觀客體的未來行為,我們不能完全預測,只能有概率性認識。
“薛定諤的貓” 戲劇性表述了事物的概率性:紙箱里有只貓。它是死的,還是活的?你(現在)無法確認。只有(未來)打開紙箱,看到(以目測量)的那一刻,貓的生死狀態才是確定的。物理學家薛定諤用這個比喻說明:1. 不確定性指的是事物的概率存在的性質。2. 測量活動干擾影響事物作為多種可能性的存在,并使之降維為一種“確實”的存在狀態。
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發展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指出我們認識的方法需要從“力”的概念轉換為“動量”。我們可以借一個比喻來理解費曼規則。想象一下我們在繁忙的超市選擇排隊付錢的收銀臺。到底哪一條路徑更快?如果一個人從一條長龍換到另一條長龍,他永遠不能完全確定,因為每條隊伍都在變化中。但是,如果一個人可以同時排在所有的隊伍中(例如,雇“黃牛”排隊),即使過程中排隊快慢有變化(概率幅度變化),他仍然可以對疊加的路徑有一個全圖譜的理解。通過類似的邏輯,費曼用“路徑積分法”把所有可能的路徑疊加,以此路徑積分表述所有可能的路徑。它們是同時存在的,沿著每一條路徑的波動幅度也是可以表述的。
事物的量子狀態,也被稱為可能性同時存在的狀態,在穩定的環境中不明顯。但是,動蕩環境和危機轉折過程中,它特別明顯。全球市場目前就處于這樣的環境條件下。
海森堡與費曼對“不確定性”的解釋意義重大。他們把18世紀英國統計學家貝葉斯(Thomas Bayes)的概率論和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微積分思想又推進了一大步。貝葉斯原理闡述的是知識漸增的思想:1. 已知的證據可以擴大我們對事件發生概率的認識(條件概率)。2. 即使沒有證據,我們的想象也可以開啟對事件概率分布的認識(創造先決條件)。3. 想象、已知、未知、擴大的已知,新的未知,貝葉斯的條件概率論不僅是一種統計方法,更是一種知識漸增的認知思想。相類似,萊布尼茨的微積分數學方法也代表著理性樂觀的求知思想。它接受不確定性的存在,但認為有方法去不斷接近它。海森堡與費曼用實證研究補充推進了數學家的概率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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